新史记丨蔡晓鹏：九号院·杜润生·中央一号文件
作者简介：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杜润生门生，资深农村经济专家，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树莓产业协作办公室主任、全联农产商会会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2013年杜润生百岁生日，蔡晓鹏到医院贺寿。
一. 农村改革掌门人
抗战期间，杜润生和薄一波被誉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大“才子”。大军南下时，杜润生从首任阜阳地委书记任上被急调武汉，出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实际主政的是四野二把手，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
1953年，大军政区撤销，邓子恢调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是分管农村和农业的大主管；杜润生进京调任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辅佐邓子恢主管政策研究工作。
邓子恢早年留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元老，土地革命时期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曾任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19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搞二次土改，提出“消灭地主、打击富民、孤立中农”的极左风潮中，邓子恢主持的闽西土改，坚持保持“抽肥补瘦”的既定政策不变，对苏区农业经济稳定发挥了较好作用。以至于红色政权在闽西失败，国民党重建政权后，都没有采取土地再分配的大调整。
邓子恢、杜润生和刘瑞龙，是在合作化高潮中是党内极少数保持清醒的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和刘瑞龙的关系合作可溯至抗日战争期间。邓子恢兼淮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四师政委(师长彭雪枫，后张爱萍)，刘瑞龙任四师辖地淮北行署主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邓、杜、刘在“反合作社冒进”中站在一条线，激怒了激进的毛泽东。
杜润生。
毛在刘、邓、周支持下，罢了邓的副总理职，撤销了中央农工部。刘瑞龙任农业部任副部长，终身未升迁。杜润生调中科院，和副院长兼书记张劲夫搭班子，任秘书长。1960年代杜润生在中科院起草的“科技十条”，对保护和调动广大科技界知识分子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文革前，杜润生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农村工作，对周总理负责。文革中被打为叛徒，长期关押。
杜润生重新工作担任农委副主任后，就旗帜鲜明支持已经局部出现、但未被中央政策认可农民的“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有巨大政治风险的。
解放后，民族民主知识分子群体被打入冷宫的起因，是章乃器(粮食部部长)、梁漱溟、龙云等代表人物对合作化的质疑。邓子恢、彭德怀被批撤，也是源于农民问题。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怒斥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该枪毙，也是指曾希圣1960年为拯救饥民决定在省内“三自一包”试点。
当时，党内邓、陈对农民土地承包，尚未明确表态。党内分为“反承包”和“挺承包”两派。内蒙古周惠等为挺派；安徽万里为“试点派”；其余多为观望派；北京，东三省为“反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站在“反派”，杜的政治压力可见之大。
1995年蔡晓鹏和刘侃（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1年暑假，中国社科院组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农村发展组为牵头)进驻安徽滁县地区，以定(远)、凤(阳)、嘉(山)为重点，搞“包产到户”的“百村调查”。杜润生坐镇北京亲自布置，每天听最新汇报。
百村调查报告，正面肯定了土地承包制，经杜润生亲自指导形成定稿后，报胡耀邦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百村调查在全国农民各级领导中的震撼性影响力，绝不逊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亿万农民奔走相告相拥喜泣：好日子快来了。
杜润生主掌九号院后，将主要工作方向集中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以建立起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农村改革推进优势。通过一号文件及发布前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统一全党共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村经济和三农工作一年一个大跨度的迅猛发展。
1982年-198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新经济法律关系的重建，奠定了坚实政策基础。杜老已于2015年11月以103岁的高龄仙逝，但他在农口的教父权威和影响力，迄今无人可替代。
2015年蔡晓鹏在巴黎。
九号院
1982年8月，我从人大法律系毕业，分配在商业部办公厅法律处。主要工作是参与起草涉商的经济法规，曾多次代表商业部在中南海参加国务院的经济法规讨论会。
更多的工作则是，经常与国家工商总局协商处理商业部门和地方工商的法律纠纷。如广东市场开放了，农民把稻田改为鱼塘，口粮不够了，就高价从广西、湖南购买，于是有了粮食跨省界长途贩运业的兴起；随之棉、油、茶、特产、猪、禽、蛋的滚滚洪流，从封闭的低价省区向东南沿海开放的高价市场奔涌而去。
为遏制农产品省际流动，周边诸省派重兵剿杀，调百万军、警、民兵、工商、公安、交通联合行动，严守各交通要道和山间小路、水路。以严打“投机倒把”为由，轻则罚没货品、没收钱财；重则抓人、判刑。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空前激化。
聪明的民间商贩，很快就学会了“以钱开道”，从而成功冲破了层层封锁线；国营商企不善变通，反倒纷纷沦为“落网”大鱼。我的任务就是为这些“落网大鱼”开一条生路。
当时，鉴定是否构成“投机倒把”的复杂程度，实在令人头痛，全凭当地政府和执法者的利益取向。比如，国家法律规定不按规定主体、渠道买卖计划内物资是非法，什么是计划内物资？生猪、猪肉是统购统销计划内产品，但猪头、猪尾巴、猪毛、猪血、猪下水是不是？各地各部门均可自由解释。
2013年杜润生百岁生日。左为杜润生女儿杜霞。
又如，当时国家允许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轻工业品（必须有大队开的自产证明）就近进入农贸市场，若长途贩运就属投机倒把。但长途是个什么标准？10里、50里还是100里、300里以外？这些，实际是由各地执法者们自由裁定。
再如进销差价，在市场和物价严格管制条件下，对各类产品批零差价都有严格界定，违反了就是投机倒把。在计划体制内，仓储、人工、运输，损耗，资金成本，税收都可以不予核算；但依市场规律，这些都是要计入成本。如从内蒙古批点羊肉，贩到广州，国家规定进销差价仅为8%，连运费都不够，何以盈利？
所以，当年每一笔能实现的市场交易，依当时法规可能都是违法的。交易者随时会被“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被搞得家破人亡，那时经商风险之大，并不亚于今日的贩毒、贩枪、足浴等高危行业。
立法工作中与农口唯一的一次交集，是关于开放农贸市场后市场管辖权的三家之争。商业部当时统管供销总社、粮食总局，于是引发与工商总局和农口两家的部门垄断管辖权之争。或许是会后农口向杜润生汇报时，曾提及作为商业部代表的我，给杜老留下了较深印象。
1993年杜润生。
另外，我毕业后住在西便门10号楼，和人大政经系78级毕业的姜渔家一路之隔，见面和走动的机会多一些。1982年9月，背靠团中央、社科院的“国情组”负责人姜洪、姜渔、陈子明和唐若昕（当时在团中央工作）到我家聊天。
唐若昕说起，团中央宣传部授权他发起组织社会调研活动，由团中央和社科院联办的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提供场地、经费补贴，成果报团中央、宣传部。调研重点可自选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几位老朋友于是动员我找个课题，共同参与。
我开始很犹豫，找了78级校友中在读研究生的李振宁、张学军等人商量。他们当时有空闲、有想法、有心就中国经济改革向高层献计献策，就鼓动我牵头参与。他们说，你牵头挂名就行，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干。就当是给兄弟们搭个台阶吧。
“农村青年就业研究组”就这样在不经意中、糊里糊涂开张了。我牵头，李振宁，张学军、卢迈（经济学院教师）为副组长，陆陆续续团聚了一大批社科院、北大、人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刚分国家部委的77级、78级大学毕业生。
1995年蔡晓鹏和杜润生。
先后参加活动的有社科院的张学军、高粱、张少杰、华生、孟天（齐永贵）、顾秀玲、蔡重直、曹务奇、樊刚、李晓西、何家成、魏本华、刘志强、曹勇、巩文波、汪向东；北大研究生厉莉、聂莉莉；人大研究生李振宁、蔡昉、郝建民、程晓农、姚钢、程卫平等；武大的曹远征；国家部委的卢峰、栗明（商业部粮食综合局）、王北鹰（商业部计划结合局）、郑陆英（商业部办公厅）、刘历鲁、王德成（商业部计划司）、周晓红（商业部供销指导局）、张松涛（外经贸部综计局）等；还有北京经济院研究生刘雄、刁新申、马义畅、张帆、魏小安、吴洪、徐黎鹰、胡学明、张颖超、显一林、温厉；人民日报研究生江夏等，一水儿的77、78级。最多时有骨干五六十人，参与调研高校研究生的有200多人次。
每周六、日和节假日、寒假，大家赶到西三环中央团校聚会神侃、自由务虚，海阔天空，往往通宵达旦。我对经济学领域的基础认知，就是从这批青年经济学者的神侃、碰撞中起步的。侃了几个月，大伙儿又不满足了，总觉得泛泛空议，难切中国改革的实践。何况团中央、社科院在改革决策中的份量太轻。
我们小组曾报团中央宣传部和社科院的“关于农业青年就业调研报告”，以调查票证、分配制、户籍制、住房制、雇工制等等计划分配体制下限制劳动力流动和生产要素市场配置的关卡多，从而严重阻碍社会工商业、餐饮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调研数为据，引出以下悲观结论：不解决体制、产业结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等重大政策限制问题，不改变“大锅饭”的就业制度，不开放发展城乡民办工商业，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就没有前提。同期，人大财政系78级的肖捷、政经系78级的党小捷执笔起草、以“国情组”名义，上报了另一份偏重城镇人口就业对策的报告。
1998年杜润生和朱厚泽在听取蔡晓鹏专题报告。
这期间，曾在华北局工作的我的前老丈人黄静去姚依林家叙旧，无意中和姚家子女聊起我不务正业的种种劣行。聊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座的王岐山便追问了个底朝天，也就知其大概。
当时杜老正在考虑“改革物价、逐步开放城乡市场、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大课题，曾叮嘱王岐山再组织一支类似“农村发展研究组”的编外课题组。岐山觉得收编“就业组”是捷径，于是，他向两位挚友翁永曦、唐欣打听我。偏巧这两位大哥的父辈都是新四军的，算是我家世交，对我知根知底。
另一个巧合是1981年冬，翁永曦把我推荐的人大学生优秀论文转给杜老，不久杜老曾约见我谈过一次。从几处了解下来，大概觉得我这个人还可靠、可用。
杜老拍板，由时任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时任农研室联络室副主任的王岐山出面和我正式商洽，把“就业组”改编为归中央书记处农研室领导的编外智库“农村市场与流通改革研究组”。
自此，我们这批人直接受命于杜老，有了集结九号院、参与与农村改革调研和建议的合法权。
1980年代农村改革时代的老同事在一起。右1崔鹤鸣，右2杨冠三，右3朱嘉明，2015。
我们流通组大约活动了两年多，参加了1984、1985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准备调研工作。为此，我们组织过1983年寒假和暑假及1984年寒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村市场调研。
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983年暑期调研，卢迈率队赴新疆；张学军、刁新申、姚钢率队赴湖北咸宁、浙江金华；张少杰率队赴云南、贵州；聂莉莉率队赴广东；蔡昉、武迎新率队去温州；我率队去北京。
“流通组”的调研活动，完全是义务的。每个人都激情满怀，怀着为改革开放出力、为广大农民谋福利的初衷，努力工作。平时我们的主要活动中心，开始在中央团校，后来王岐山给我们在九号院附近西单东堂子胡同的8341部队招待所找了个大房间。
另两个研讨中心，一个在东部的北京经济学院，一个在西边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张学军他们的大宿舍（住着张学军、高粱、田源、郭树清、华生、何家成、张少杰等）。我一下班就骑车或去东、或去西；有时迟了就挤着合衣睡一宿。
1999年前排中杜润生，后排左4蔡晓鹏。
王岐山既是我们组与杜老的联络人，也是调研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指导者。我们住得不远，我白天在商业部上班，晚上常去他家研究、讨论工作，收益良多。常在他家聚的还有刘源、陆德、胡士英等红二代。
王岐山的联络室，是正对九号院大门的一间平房。联络室也是九号院年轻人聚集的中心。我和岐山、曹聚中、王乐天、刘伯庸、魏唯等九号院的年轻人，常聚于此，边聊天喝茶、烤馒头片，边交流着“农村改革”的大课题。
翁永曦被贬往安徽挂职后，岐山成为我们这帮人的精神核心，当年在九号院青年人圈里就有“大哥大”的江湖地位，凝聚力极强。他聪明过人，语言魅力强，尤其善于沟通、吸纳和平衡各方关系。他不仅和我、陈一咨两位组头的关系密切，还和“发展组”、“流通组”的几十名骨干们都建立了朋友关系。我当年评价他是“九号院的孟尝君”，门下结交三教九流，各类人才济济。
我们组的主要调研方向，是如何以市场机制推动“联产承包”后农村经济深入改革。
“联产承包”仅解决了生产和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向“以户为基础”的转换，但远远不够。我们组在广泛基层调研基础上提出的主要对策建议包括：
1998年，右起：刘侃、朱厚泽、杜润生、谢华在听取蔡晓鹏专题汇报。
1. 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和价格；
2. 从“以粮为纲”转向“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取消对农村副业发展的限制；
3. 鼓励以工商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发展，取消雇工限制、工业产品流通限制，加大统购统销工业品原料向乡镇企业市场调剂部分的比例（双轨制）；
4. 新疆、广西、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开放边境小额贸易；
5. 逐步解除城乡经济壁垒，实行“四下两进”新政策，即促进城市技术、资金、人才、工业品下乡；促进农村劳动力、农村产品进城；
6. 鼓励农村人口兼业、择业发展和城乡自由流动，取消强制性政策限制；
7. 在统分结合构架下，引导农民建立各类新型合作经济体，为农村经济建立产前、产中、产后市场服务体系；
8. 核心是取消政策、法规在流通领域对“农民自主权”的万千限制，以松绑式改革还权于民，从而释放亿万生产者的创业积极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体制外的增量；
2015蔡晓鹏与朱嘉明、柳红夫妇留影。
9. 积极开放、大力发展城乡农贸自由市场和乡镇企业工业品批发市场；
10. 取消对农民个体购买大中型农业机械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禁止性政策；
11. 对合伙企业，比照集体企业法律待遇，不做雇工人数限制。
这些建议，绝大多数在1984—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被采纳、吸收。
北大国发院张帆教授，当年在北京经济学院读研究生，曾参加过流通组的调研。他回忆说：“流通组成立后，在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多次调查，参加调查的多是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和还在上学的研究生。由于没有经验，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有时，地方的同志问农研室的主任、副主任是谁？一些新来的同学竟然答不上来，开会时就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有人问，就说农研室的主任是杜润生，一定要记住。一时传为笑谈。外地调查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对付不了，就给北京打电话（当时打长途并不容易）求援。接电话的常常是王岐山，岐山就和省里协调。在调查中，我们接触到很多学校里看不到现实情况，看到了改革在农村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流通领域的繁荣。例如湖北繁荣的零售商业，市镇上星罗棋布的小商店；广东农民把水田改为鱼塘，改‘种粮‘为‘养鱼’，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副食供应问题。我们也看到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流通领域改革相对于生产领域的落后。
蔡晓鹏在巴黎万润南（左）家中。
“各路调查队伍回到北京，就开始准备向杜老汇报。汇报前最后一天通常是最紧张的，要忙到半夜。1983年9月23日汇报时，杜老十分幽默，眼镜闪闪发光，不时用山西口音插话，对下边情况十分了解。杜老大量插话，很多是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多插话是从政策具体怎样设计的角度提出的。杜老还对我们以后可以做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指点，最后杜老总结说，现在就是要突破交换流通过程，搞联产承包理顺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遇到困难，流通格局与农业生产不适应，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动向如何，农民有什么反馈？研究研究。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把交换机制流通机制调整得更利于刺激农民生产，给他一些顺畅发展的机会，至少给积极进取的发展机会。
“你们把收到的信息整理，理论上加工，比我们强，我们是经验主义。听了很有启发，希望你们再收集供销社、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银行感到的问题、困难。改革是出路，但还得找到中间环节。业务部门无形之中是想后退，我们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搞清后退后果更糟，如何进是要解决的问题，取得大家一致的见解意见。把各部门的酸甜苦辣了解清楚，对解决认识问题重要。分成若干经济区把情况搞清，商品生产发展要求，农民生活提高要求，搞成数量化，把政策变化大地震搞成小地震。你们的意见很好，更具体些，把材料写上来，最后我们再讨论。
“杜老对改革以后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当今京城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是在他的培育下长大的。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杜老在农口的教父权威和影响力，迄今无人可替代。”
2013年杜润生百岁生日。
四. 顶层设计大师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也是主持大决策顶层设计的顶级大师。杜老作为总设计师，形成了整套风格鲜明的决策体系和风格。
(一)开放、动态的吸收人才和思想的体系
以杜老为中心，吸引不同程度参与九号院工作的精英人材包括多类：
1.有丰富从农从政经验的一线高官――如杜的副手王郁昭(安徽农村改革首倡者、先后任滁州市委书记、安徽省省长)，朱厚泽(原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郑重(原农业部副部长)；研究员张平化（原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长)，研究员纪登奎(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主任吴象、刘侃等。
2.相关部门的一线高官――如国务委员张劲夫，金融口负责人刘鸿儒，科技口负责人吴明瑜，农业部长何康，社科口负责人于光远等;地方大吏如北京白介夫、浙江省长薛驹、副省长沈祖伦、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副省长杜瑞芝、林伯崇、河南省长刘杰等。
3.有多年部门工作经验的农经研究人员――如段应碧(后任中央财经领导组农村办公室主任)，黄道霞(曾任李雪峰秘书），两次庐山会议亲历者姚监复、艾云航等。
1984年9月，蔡晓鹏出席莫干山会议。
4.在基层任职的北京红二代知青，如刘源、习近平、薄熙来、胡德华、郑京生等。
5. 不拘一格任用“知识能人”，如将34岁的农民日报社记者翁永曦(四君子之一)破格选任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副主任；四君子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所助理研究员王岐山，被破格任命联络室副主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农信总经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林毅夫，被破例聘为研究员；被弃用的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亦被杜老调进任命为外事局局长。发展组的周其仁，当年还不是党员，就被杜老钦点，参加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发展组的陈锡文、流通组的卢迈，被调任农发所任副所长，辅佐所长王岐山。
6. 开门纳贤、借脑集智。杜润生最出彩的用人“奇兵”，是1982年直接把当时北京两大以77、78级大学生为主体的民间智库――陈一咨、王小强、何维凌领衔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和蔡晓鹏领衔的“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直接纳入中央农村决策调研体系。
只审课题，不问出身，不政审、不填表，就出经费，并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名义，先后把几百名青年才俊当“钦差大臣”撒往全国各地农村调研。这种开明、开放的政治信任，迄今还有吗?
1989年蔡晓鹏在美国考察。
当年，这批既有知青经历、又最先汲取西学经济、社会学思想、且有家国情怀的精英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大规模众入，无疑给一号文件形成带来许多新思维、新视点和新结论。
发展组的陈一咨、王小强、周其仁，流通组的张少杰等，都有和赵紫阳总理汇报交流，陪同农村考察的亲密接触。曾任赵紫阳秘书的李湘鲁在中南海与九号院青年团队的沟通中起了桥梁作用。周其仁、王小强等还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定稿工作。
先后有300多青年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了九号院组织的多批次的农村调研活动。这批知识精英，构成莫干山会议的主体，后来撑起了著名的“三所一会”。迄今活跃在经济界的有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温铁军、杜鹰、蔡昉、宋国青、华生、卢迈、樊刚、李晓西、杨冠三、白南风、张木生、崔鹤呜、郭凡生、罗小朋、高粱、刁新申(美国)、魏本华、蒋跃、程晓农(美国)、姚钢，李振宁、黄晓京、孙方明、王小鲁、聂莉莉(日本)、张学军、张阿妹(美国)等。已逝的才俊有陈一咨、何维凌、白南生、邓英淘、张少杰、孟天(齐永贵)、高小蒙等。
(二)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杜润生一贯倡导和力行的研究方法
蔡晓鹏与王瑛在老朋友追悼会上。
1983年暑假，杜润生在接见我们组赴农村考察团成员时谈到：
“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演译法――先有个定义，再逻辑推导结论。这个方法在数学、物理领域普遍使用。在社会科学、经济科学领域，数理的方法，统计的方法，作为辅助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基本方法。基本方法是什么呢?我定义为归纳法。中国那么大，世界那么多样化，没有一种模式可放之四海皆准。你们下去的任务，就是从脚踏实地的第一手调查入手，了解各地的农民的现实生存状况，他们有什么实际困难，希望中央放开哪些政策?包括细节，一家人养了几口猪、种了几亩地，收支状况?猪养得多，为什么多?养得少，为什么少?各个细部，综合起来，有些情况就看得清楚了。以人为中心，搞清情况，顺藤摸瓜、找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就出来了。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最合适的发展模式，必然百花齐放，具有多样性，研究任务要以他们的具体行为为对象，归纳总结提高……”
这个讲话，对我们这批人影响非常大。当年参与过九号院农村调查的同仁，今天写东西都有实证主义的特点。
九号院的基层调研体系，分为三种模式。
1988年蔡晓鹏接待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华乡公寓。
(1)第一种形式：组织调查组到基层的多点多参数多批次实地考察。具体组织落实由联络室王岐山负责牵头。
(2)第二种形式：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体系。在全国建立了2万多个基层调查点，每年根据需要设计几百个统计科目，作为决策前调研准备工作的必要组成。从1983年开始，已经坚持了30多年!
(3)第三种形式：选择一些区、县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如安徽阜阳试验区。由九号院派人下去主持区域试验，根据成败结果，反馈于政策修正。这个工作，1984年开始启动，王岐山是九号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
(三) 高超地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平衡，化对立为兼容，以减少阻力，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的大智慧、大手笔
中央一号文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段表述(大意)。一段是关于“承包到户”的完整表述。当时各派争议相持不下，有的主张包产到队、有的主张包产到组、有的主张包产到户。杜老最后用“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达方式，化对立为共容。把最终选择交给农民，一下子就把复杂问题最优化解决。
还有一段关于集体(统)和个体(分)的关系，也是各派争议相持不下的焦点，杜老拍板用“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语言，化对立为兼容；同时满足了各方利益需求。
2015年蔡海鹏在巴黎。
运用大智慧化对立为共识的超能力，将改革措施巧妙运用在中央1号文件制订中，惟杜润生才有的大手笔。
(四) 决策判断精准的掌门人：既有大思维的战略高度，又有以小见大的敏锐观察力
1983年夏，我向杜老汇报广东国营副食店卖鱼卖禽卖果蔬时搞“红”“绿”牌时，杜老问得很细，表态说：“绿牌是计划产品，红牌是市场产品。我看红牌最后要打败绿牌！统购统销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我看是会消亡的。”
1984年秋，我向杜老汇报莫干山会议中提出的“双轨制”时，杜老说：“双轨制，红绿牌，都反映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价格形态，一个理论化，一个形象化。”
1998年，我和陈锡文陪杜老去海南考察。杜老就提出两个“善待”。一个是要善待农民：杜老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最苦。不善待农民，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一个是要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杜老说，农民和生态是牺牲最大的，善待农民、善待环境，你们年青人要有历史责任感。
晚年杜润生，只要能动，都坚持半天去办公室，看看文件，会会来客。心中始终惦念的是两大主题：“公民社会”和“西部生态”。
蔡晓鹏和高初建在湖北黄龙山。
(五) 一号文件出台前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字字斟酌
广泛征求各类反馈意见，是九号院文件出台前的重要步骤。征求意见面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方面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农民等等；通常从草案出台到上报中央，要经多次反复修改，长达3-4个月。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对出台后可能的正面、负面的连锁反应，做预案和对策分析，尽可能把预案设置配套。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推敲的结晶，微言大义又细致到位。这种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出台每份文件，都具有顺民意、接地气、鼓士气、化对立、促发展的五大正能量。
(六) 最喜欢和中青年知识分子自由交流、汲取新鲜知识
大约十年前的春节前后，我、周其仁、林毅夫在杜老家偶遇。老人家兴致勃勃和我们聊了大半天。多是他问，我们答。话题从美国房市到香港股市、从劳动力价格平均化到互联网，老人关注点极为广泛。这类与小辈的自由交流，是老人1980年代在九号院养成的习惯。临走时，杜老对我说：“这两位，功底很深哦！”
杜老不喜看古书、杂书。但很喜欢阅读各类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新著。他周边的翁永曦、王岐山、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等人，也经常向他推荐新人、新书、新观点。
1983年，我向他推荐李振宁翻译的《短缺经济学》(摘要本)，他看得很认真。晚年杜润生和美国著名未来学者《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先生，曾数次见面深谈，东西方两大智者成为莫逆之交。
2013年杜润生百岁生日。
五. 朝缺大智之痛
1980年代上半期，我曾一边代表商业部参加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主持的经济立法起草和修改工作，一边以“流通组”组长身份参与杜老主持的一号文件起草准备工作。同样是顶层设计，两边决策机制截然不同。
国务院经济立法过程，就是各部门利益博弈过程。通常方法是由国务院指定某一部门负责起草，最后由部门指定落实到一个人执笔。这个人的水平，决定起草稿的水平。起草稿经起草部门领导审批后，上报国务院法制局，再经分管副秘书长顾明审签后发各相关部委。各部委又指定一个人或一个处室负责提出修改意见――商业部这个活由我具体负责――经分管部长审签后，上会提交讨论。
看起来是多部委参与，但具体参与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调研工作基本没有，也不设基层意见参与机制。大家争议的焦点，都是维护本部门利益。比如讨论农村集贸市场管理条例时，工商总局和商业部争的焦点是集贸市场管理权；商业部和农业部争的焦点是粮油产品能否开放?各部门争持不下时，国务院就把决定权下放，如农贸市场管理权最后条例就定为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这就造成行政事权冲突的后患，地方各大部门争权夺利，以后你死我活打了多年仗。涉及面这么大的立法决策，当年竟如此草率！至今这一传统决策方法，我不知有多大的改进吗?
这些年来，涉及改革的顶层设计，往往由于主持者的素质不够高和决策程序的官僚化，出台的政策、法规低水平的实在太多太多。2013年公安部出台黄灯禁罚就是一例。重提一号文件出台历史，无非期望有更多胜于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高水平顶层设计改革方案出台：不要耽误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的大计方针落地！
（2015年4月4日首发，2017年1月20日修改）
2016年蔡晓鹏与人大多届校友在北京莓园聚会。
相关阅读：
最新阅读：
莱茵河漂流之旅
穿越欧洲的今昔
每天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新三届公众号推广交流
微信号：james_gz7
合作电话：13570472704
投稿信箱：1976365155@qq.com